张晓舟：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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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在纽约逛街，看见一栋房子有块牌子写着——“古巴华人纽约同乡会”，顿生敲门进去的冲动，无疑，里面有无数精彩故事。
2015年在哈瓦那探访中国城大名鼎鼎的太平洋酒楼，发现这栋承载了古巴华人厚重历史记忆的酒楼已经翻新，变成了孔子学院。而隔邻的一栋旧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光华报，然而这三个字也仅仅是标记一个历史故址，由于古巴华人越来越少，《光华报》早已在五六年前停刊，或许这里迟早会被某个中国企业收购，变成其古巴分公司的办公地点。脑海掠过一个史书上记载过的场景：一个在太平洋酒楼三楼赌光积蓄的赌棍纵身一跃，肝脑涂地.......
从太平洋酒楼走出路口左拐一百多米，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上海戏院——这是革命前的1950年代，哈瓦那的夜生活据点，因其色情电影及脱衣舞表演，而被格雷厄姆·格林写入间谍小说《哈瓦那我们的人》（国内中译本名为《哈瓦那特派员》），并融入惊心动魄的情节，从而成为传奇地标。然而上海戏院早已被推平，如今孔子再次屹立，守卫着一个资本主义道德沦丧的遗址。一群古巴人在这里练太极拳，而教练也是古巴人。
太平洋酒楼没了，但附近有好几家中餐馆，咫尺之遥就有一家上海人开的“天坛饭店”，在这儿会遇见一些哈瓦那工作和上学、以及旅游的中国人，但去了好几次也没遇见过真正的古巴华人。中国城已经很少中国人，古巴华人在鼎盛时期曾有数十万之巨，而如今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据统计只剩下140人左右。
古巴就像是一个残旧不堪的革命冰箱，过期的历史记忆几乎原封不动地封存在那儿，旧货市场上不单躺着有血有肉的古巴历史，也能从各种碎片中，拼凑出一部中国20世纪断代史。除了主教大街尽头迷人的军事广场，堪称哈瓦那的潘家园，是旧书旧海报旧徽章旧邮票的集市，在旧城通往中国城途中还有一个以卖盗版鞋为主的商城，最里头有多个类似摊档，或许是因为临近中国城，这儿的中国元素更多：袁世凯、孙中山、段祺瑞、蒋介石的邮票，乃至旧钞票硬币，还有一百年前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西班牙语著作，当然少不了西语版的毛泽东著作，不过并没有文革红宝书。一位摊主翻出一堆西语《中国画报》，一本要价5个CUC（相当于5美元），其中最具收藏和研究价值的当属1965年的最后一期《中国画报》——在1965年中苏大论战中卡斯特罗站在苏联一边，或者说挑起古中论战，冲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说过一些狠话，古巴和中国的关系由此中断。
不妨将哈瓦那旧书摊和北京潘家园旧书摊相对照。在1960年代头几年的中古蜜月期，中国出版的关于古巴的书刊很多，两块钱一本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和《哈瓦那宣言》在潘家园尤其泛滥。1962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大饥荒，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古巴通讯文集《英雄的古巴》，可以看出中古社会主义路线高度相似乃至大体同步，这本通讯集不乏像《古巴女店员智擒美国特务》、《一百零六岁老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这样的趣闻，也有很多严肃的报道，如袁木采写的《古巴土改前后》。
不过，尽管1965年中古关系中断，但革命歌曲却继续传唱，那是劫夫作曲，安波、木青作词的反美革命儿歌《哈瓦那的孩子》，这首歌后来又被改成各种版本，名字有时候也被改为《美丽的哈瓦那》，这首儿歌至今仍不断被录制出版。几代中国人从小就被这种儿歌“洗脑”——用如此优美的旋律唱出“逼死了你的妈”，也真是奇葩——奠定了对古巴的印象：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爸爸爱我象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忘不了那一天，我坐在棕树下，爸爸他拉住我的手，叫一声玛丽娅，孩子你已长大仇恨该发新芽，你日夜想念的妈妈，她在也不能回家，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是牛马，可恨的美国庄园主，逼死了你的妈。妈妈她刚死后爸爸又遭毒打，沉重的苦难逼着我浪走天涯，爸爸去闹革命拿枪去打天下，跟着那英雄卡斯特罗，打回了哈瓦那。赶走了庄园主建立了新古巴，工人和农民做了主人，再不会受欺压。祖国象太阳生活象彩霞，可惜你亲爱的妈妈，没看到幸福的家。听爸爸一席话气得我直咬牙，我决心当一名小民兵，保卫新古巴，假如那美国强盗它再敢来，一定要消灭它。
上世纪90年代末，格瓦拉头像T恤开始在中国流行，但很多穿格瓦拉T恤的人压根不知其为何方神圣，甚至当我跟一位前辈学者谈到格瓦拉时，知青出身的她居然对格瓦拉几乎毫不了解，后来才明白原因恐怕是文革之前中古已分道扬镳——《人民日报》后来还曾发表社论批判格瓦拉的左倾冒险主义——关于古巴的革命信息就此中断。尽管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的左派文人和艺术家重新让作为左派革命符号的格瓦拉在中国复活，但另一方面，格瓦拉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时尚符号重新进入中国的，这一暧昧的双重性，正好映射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于古巴来说，是一个美国之外的“第三者”，一个令卡斯特罗闪烁其词的复杂他者——他既肯定中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但又表示对于中国的改革，他“不能当裁判这个问题的法官”。
卡斯特罗在嘴皮上是永远革命的，但现实令他不得不一再变成修正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好在如今他已经年迈多病无法公开演讲，也就避免了公开自相矛盾自取其辱。
如今当你在哈瓦那街头买一小杯朗姆酒畅饮，很难想象当年卡斯特罗曾经一夜间让全国的街头小贩全部消失。酒吧当然更被扫荡干净，好在酒鬼海明威早就死了。
1965年之后中古双方虽然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但在极左道路上却经常殊途同归。
1968年世界各地均有革命的春天，中国勒起裤腰带收拾文革前期的烂摊子，发起“节约闹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以及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的银行存款一律冻结；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巴也发动“革命攻势”，历史上所谓“春季攻势”指的是北越1968年春季向南越和美军发动的进攻，而古巴的“春季攻势”则是彻底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演讲，宣布消灭私有经济，尤其是向小贩宣战，而就在他演讲的同时，“保卫革命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革命居委会”）和民兵扫荡了所有私营商店和街头摊档，甚至抄私营店主的家并没收财产。一切雇佣关系均被禁止，也就是说由政府来给所有人安排工作，而有的所谓“工作”更准确地说是“劳动”——去劳动营劳动，虽然不能说就沦为劳改犯了，由于纯属政府指令和规训，这种同吃同睡同劳动的模式实际上是甘蔗园农奴制和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融合。在随后卡斯特罗发动的“蔗糖大跃进”运动中，很多本来靠“资本主义”为生的华人商贩，彻底沦为甘蔗工人，而他们的祖先最初来古巴，干的原本就是“糖寮”（甘蔗厂）的工作。
1968年春天成为古巴华人的命运转折点，很多华人在古巴就是以做小生意（杂货铺、洗衣店等）为生，身家一下子失去。加上古巴政府实行外汇管制，你就是有点钱也很难寄回去，航运船运受限，有家也难回，再说祖国河山一片红，回去不单找不到立足之地，没准还会摊上一个特务罪名。小部分运气好的人去了美国（这可能就是古巴华人纽约同乡会的由来吧），大部分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唯有死守待变。但他们还是守不到——直到现在，古巴也只是小部分放开私营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包括食品配给制）依旧岿然不动。
1968年当然还有布拉格之春。被大胡子和粗雪茄武装起来的古巴游击英雄始终是60年代的革命偶像，死于青春的格瓦拉更是捷克青年的神，卡斯特罗似乎代表了有别于苏联东欧集团的另类势力，而当时他确实在跟苏联较劲，甚至敢于拒绝出席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庆典。然而最终卡斯特罗悍然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背叛了捷克青年——但所谓“背叛”，只是对那些无知的左派青年来说如此，卡斯特罗并不仅仅出于经济和军事依附苏联的策略考虑，而更出于意识形态立场，那就是捍卫自己的极左路线，连苏联他都嫌不够革命，更何况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捷克斯洛伐克。时至今日，很多无知的左派或左派同情者，还是将古巴的落后归咎于美国的封锁，而忘了卡斯特罗的极左路线更是根源。
当然，假如我们称卡斯特罗为“极左”，就不知道该怎么指称波尔布特了。尽管古巴也曾是红色高棉的战友，不过当后来了解柬埔寨大屠杀真相之后，卡斯特罗曾一再与波尔布特划清界限。相比柬埔寨华人，古巴华人已经算好的了（近年关于古巴华人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多，但对柬埔寨华人——尤其是波尔布特年代的华人——的研究仍近乎空白）。
古巴在苏联的援助支撑下安然度过一个相对安稳的时代，直到苏联解体，直到古巴经济崩溃，卡斯特罗不得不另谋出路，那些老去的古巴华人，才总算等到了一股从中国吹来的风：一百万辆飞鸽牌永久牌自行车，在古巴的大街小巷上穿行。本来是因为能源危机而进口中国自行车，却被卡斯特罗宣扬为新时尚。如今的古巴在有些方面很像中国的80年代，但有所不用的是自行车在古巴街头差不多消失了，古巴朋友说骑了十多年车也破旧了，但很多人家里还留着一辆，中国自行车成为那个经济崩溃能源匮乏年代的怀旧符号。
如今取代飞鸽永久牌自行车的，是中国宇通大巴，古巴的公共汽车几乎一夜之间焕然一新。古巴革命后至今，哈瓦那极少兴建新建筑，街上跑的绝大多数小汽车，不是六七十年代苏联产的，就是革命前的美国老爷破车，因此古色古香的哈瓦那，更衬托出宇通大巴这道“亮丽的风景”。中国商标无疑将越来越多地攻占古巴市场——尽管市场经济在这里仍未获得合法性——例如华为。美国的贸易封锁也有利于中国在古巴抢先获得更多商机，但更大的市场空间，还有赖于古巴的真正开放。当你看到古巴国营商店里那些商品稀少的货架，不难设想一旦古巴放开外资和私营经济，中国廉价超市在这儿的前景。古巴的商品匮乏，典型的例子是打火机，我们是到了第四天，才终于从一个倒卖雪茄（或许还有大麻）的小贩那里花两个CUC的巨款，买到一个在中国只需要一块钱的打火机。
可以想见，一旦古巴开放市场，古巴将成为义乌的“海外殖民地”，千千万万印着格瓦拉头像的打火机，将为古巴人民带来中国革命的火种。
关于古巴的书也有珍稀的，如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古巴谚语印谱》。那是以革命的名义玩弄文人的闲情雅致，康生题书名，郭沫若手书撰序，两位大文人的加持，让这册薄薄的小书显得不俗，而刻章也颇具风骨。古巴革命谚语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这句：“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很容易想到中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请教我们的翻译奥斯卡，古巴有没有流传一些中国的革命谚语。他用英语和西语脱口而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2015年年底，北京和哈瓦那终于开通了直航，一共只需飞行19小时。而1847年，首批中国劳工坐船去古巴，花了131天。
推荐阅读：
袁艳《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雷竞璇《远在古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